清代名医王圣与冬虫夏草

王圣一(1700-1783),广东人(一说广东顺德人),清朝御医世家,著名中医药养生学家。传其先祖为《三字经》的作者、南宋末年的政治人物和经史学者、位至吏部尚书的王应麟。只对宋朝孝忠不向元朝称臣的王应麟去世时,嘱咐其后代“不问世事”,因此,其后人随王姓一支迁往岭南凤城(现佛山市顺德城区)世代行医。

王圣一曾祖父因医术高明,经两广总督熊文灿举荐到宫廷太医院担任御医。到王圣一这一代,王家已是八代行医,王圣一深得曾祖父及祖父的真传,年轻时读了六百余种万余卷的医书,如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的全集,其医学理论极其深厚、其医术日渐精湛,同时,他对元朝宫廷食医忽斯慧及其宫廷食疗养生名著更是研习至深,尤以精通“四时养生药膳”闻名于京城朝野。

乾隆十九年(公元1755年),已在北京医药养生界声名鹊起的王圣一,接手专为宫廷后宫提供养生食疗配方和食材的北京养生老字号、创立于明永乐年间的鹤年堂。

自王圣一之后一百多年,王圣一家族三代,又先后为乾隆、嘉庆、道光、慈禧等皇帝、太后供奉中医药养生食疗配方和服务。

在中国传统养生理论中,炖品养生占有很重要的位置。《黄帝内经》对炖品的食疗作用推崇备至,三千多年前的周王朝更是把专门为皇室供奉食疗炖品的食医列为四种“王室医师”之首,中国民间尤其是岭南地区更有“药疗不如食疗、食疗不如汤疗”的说法。

出生于中国炖品之乡、具有很深中华传统养生文化造诣的王圣一在为宫廷配制养生药膳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岭南炖品的文化内涵和制作技艺,尤其是岭南炖品适应当地地气湿热,长久居住热毒、湿气侵身的特点,以熬制时间长、火候足、味鲜美,传统上是用瓦煲来煲,水开后放进汤料,煮沸,将火调小,慢慢熬制几个时辰而成,更符合中医药养生“调补相谐”的要求。王圣一在岭南炖品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传统养生理论和皇家养生特点,独创了“四时养生炖品”的理论和制作技艺,即:顺应四时,重在调元气、养太和,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而久居皇宅深宫之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所以滋阴补虚为“四时养生炖品”之总纲。

王圣一根据上述理论总结出的《鹤年堂养生汤配本》,在乾隆二十五年一经面世,就广为流传,被视为食疗珍籍。许多注重养生的王公重臣更是赞许不绝:如乾隆十年状元、经筵讲官、刑部侍郎钱维城赞道:“王君圣一善医,其制药精,汤饮尤最,饮者多愈,求之日益众。”而王圣一的莫逆之交、清乾隆年间太医院院使、《医宗金鉴》总修官刘裕铎更是推崇备至:“王子圣一汤饮谨遵古方,随证化裁而不拘泥,药味精当药量轻灵而疗效颇佳。”而原广东高廉道尹、后升任吏部左侍郎的清代乾隆朝重臣谭尚忠说的更是详细:“鹤年堂主人王君圣一者,儒而医者也,讲求名业,既三世于兹,鄙时俗之诡,随慨然有作,选材必精,办制必慎,遵古修和”。

据清廷《御膳房》记载,乾隆点的最多的菜,是宠厨张东官做的“燕窝红白鸭子”,点的最多的汤,就是鹤年堂掌柜王圣一研制配伍并供奉的“御制虫草燕窝汤”(史称鹤年极品汤)。

说起鹤年极品汤的来历,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乾隆二十五年二月,朝廷重臣、备受乾隆恩宠的“南书房行走”、刑部侍郎钱维城得了一场重病,病后身体虚弱,不能上朝,颇为倚重他的乾隆皇帝甚为着急,多次派御医为钱维城医治调理,可效果均不明显,与钱侍郎交往甚多的王圣一听说后,根据钱维城的病情和体制情况,建议以汤疗为主,遂亲手煲制了一款以滋阴补虚为主的汤饮,钱侍郎饮用不到十天就可以上朝了。

大喜过望的钱侍郎立即把这款汤谱配方敬献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了解原委后,指令太医院和御膳房对王圣一的汤谱配方进行仔细研究,均认为其不仅有滋阴补虚之功效,而且经常饮用,更能祛病康健、延年益寿,为此,乾隆皇帝特意下旨予以奖赏。

自此,无论是皇帝后妃们的日常养生汤饮,还是隆重庄严的太和殿国宴、皇帝的乾清宫家宴、空前绝后的“千叟宴”、闻名中外的“满汉全席”,汤饮炖品的配方绝大多数来自于王圣一和他的鹤年堂,王圣一被养生学界尊称为“御用汤圣”,鹤年堂炖品为“皇家第一炖”。

清宫《御膳房》《皇帝用膳底档》《皇帝用药底薄》收录了大量的王圣一及其鹤年堂供奉的汤饮炖品以及沐浴药方、面药方、代茶饮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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