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与“冬虫夏草”

2020-07-01 编辑：藏红花

“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

春秋各国1年的历史，孔子只写了62个字，可见其记载历史有所取舍，“约其文辞而指博”，遣词造句有褒有贬。其中的“元年春”是鲁隐公元年。《春秋》是用鲁国纪年，记载东周各国的历史，所以司马迁说，《春秋》是“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王正月”，什么意思？《公羊传》解释说，“王”是指周文王，是周文王的正月，表示大一统思想。“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公，指鲁隐公；及，是“与”的意思；邾，国名；仪父，邾国君的字。这句话的意思是：三月，鲁隐公与邾国君仪父结盟于蔑。但是孔子这句话里不用“与”而用“及”，表示结盟心情急切。不称邾国君的爵位（邾为子爵国），只写国名，有居高临下的贬义。不称名而称字，又有尊敬的意思。可见孔子为了表达自己的价值观，如此斟词酌句，用心良苦！再有“郑伯克段于鄢”，用词也煞费苦心。郑伯是谁？是郑庄公。孔子不称他庄公而称郑伯，为什么？《郑伯克段于鄢》中解释说，庄公是兄长，故称“伯”，讥其对弟弟的失教；段是弟弟而不守弟道，要谋反，故不言弟，而称其名。《古文观止》注释者说，这段文字与前后文不协调，疑为后人所加，并非左氏原作。因为纵观《春秋》，孔子不称郑公而称郑伯者，并非仅此一处，例如《春秋》禧公四年记载：“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这里的“伯”绝对不是指兄长，而是按照周天子当初封赐给诸侯的爵位称呼他们。孔子作《春秋》时，各路诸侯都自己做大，不满足于周天子的封号而称公称王了。孔子不承认，还是称他们当初的封号。太史公也说：“吴楚之君自称王，《春秋》贬之曰‘子’”，因为当初周天子封吴楚的是子爵。这反映孔子在称呼上的亲周，表示上边还有周天子在。再有“克段于鄢”中的“克”字，《公羊传》解释：“杀之也”。《谷梁传》解释：“能杀也”。到底是杀了还是能杀而未杀？《左传》写道：“（郑公）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诸鄢，大叔出奔共”。可见郑公没杀叔段，他还活着。杀与没杀，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孔子在《春秋》中贬损郑庄公和其弟叔段，因为他们不守臣下兄弟的规矩，违反做人之道。下面是七月，天子使臣来给鲁惠公送葬礼。十二月，天子大夫祭伯来鲁国。言“来”不言“奔”，不见外也。

孔子为什么作《春秋》？太史公说得明白：“仲尼厄而作春秋”。的确，孔子周游列国，锲而不舍地宣传他的学说主张，然而各诸侯国都不采纳。到了晚年，他说：“道不行矣”，于是转而作《春秋》，以史言志。孔子的“道”是什么？儒家经典里讲了许多，一言以蔽之，仁爱忠恕，克己复礼。这是孔子的核心价值观。从这个核心价值观出发，孔子要追求的是恢复文王周公建立起来的纲常有序、各守本分、社会安定、大一统的华夏帝国。孔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价值和追求？这必须从他所处的时代状况和历史背景中寻找答案。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这个时期周天子还在，史曰东周。然而各诸侯国已经不把周天子当回事了，各自称王称霸，互相攻城掠地，弱肉强食，西周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国家名存实亡。面对礼乐崩溃，诸侯争霸，社会混乱，民不聊生的状况，孔子选择的不是战争，而是礼乐，即不是去帮助某一诸侯国吞并其他诸侯国，实现统一，而是选择了西周的礼乐制度，想以此给社会立规矩，进行治理整顿。假如只看现象，孔子确实是要复辟西周制度；然而从本质上看，孔子是反对国家分裂，反对列国纷争，反对侵略，主张社会稳定与国家统一。至于统一稳定的国家是否奴隶制，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以后史家争论的，孔子头脑里没有这个概念，他也不追求奴役人民。假如孔子真的是个坚持倒退，反对前进的“复辟狂”，后世怎么会称赞他“德配天地”、“万世师表”，建庙供奉两千多年而不衰呢？

自清末民初以来，西学东渐，批孔与尊孔斗争不断。1949年以后，批孔占了上风，到“文革”时期，登峰造极。结果，孔学被批得“名高实秕糠”了，而从英法德俄引进的西学，又一波三折，水土不服，拉稀跑肚，于是“秋波渺渺失离骚”。此时此刻，读一读孔子《春秋》，也许能寻到中国文化价值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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