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人民对冬虫夏草的认识
许多资料表明，在我国古代，人们已经能辨认冬虫夏草，并初步认识它的药用价值。
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即我国的晋代。东晋人王嘉，在《拾遗记》中曾记载：“员娇之山有冰蚕”。文中所说的员娇山，即传说中的五大仙山之一，位居渤海之东。所说的冰蚕，据今人考证就是冰蛆，又名雪蛆，即今之冬虫夏草。若此说成立，即可表明我们的祖先，在公元 4世纪初就已经能辨认冬虫夏草，并记录在书中。
公元7世纪到8世纪，即我国的唐代。我们的先人对冬虫夏草有了更多的认识，并将其应用于健体强身，防病疗疾。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中，世代生活在雪域高原的主要有藏族及羌族等。由于他们生活的地方是冬虫夏草的故乡，故他们对冬虫夏草的认识最早、了解最多。在这一时期，他们不但掌握了冬虫夏草的形态与生长环境，而且还初步认识到冬虫夏草具有药用价值，并应用于临床实践。冬虫夏草，藏语称为牙儿札更布。在成书于公元8世纪的《月王药诊》中，就收载有牙儿札更布，并云其能“治肺部疾病”。《月王药诊》是现存最早的藏医药学古典名著，是藏医学的基石。冬虫夏草能被该书收载，说明早在公元8世纪，冬虫夏草已经成为藏医的常用药物。
公元9世纪至16世纪，即唐末到明代中期，生活在内地的汉民族对雪蚕（或蛆）、冰蚕（或蛆）的认识逐步加深，在许多汉民族文献典籍中都有记载。如北宋江休复在 《嘉祐杂志》中首载“雪蚕”之名，南宋周密《癸辛杂 识》中首载“冰蛆”之名。明初叶子奇在《草木子》中描 述了雪蚕的生活环境，云：“雪蚕，生阴山以北，及蛾眉山北，二山积雪，历世不消”。这里所说的阴山，即今之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阴山，峨眉山即今之四川境内的蛾眉山，可能在古代曾有冬虫夏草生长。明代中期，李时珍将雪蚕收入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卷三十九》中，并确认其“甘寒无毒”，能“解内热渴疾”。
此后的公元17世纪至20世纪50年代，随着藏汉民族间的文化交流，藏医药学更多地被汉族的中医药学借鉴与吸收。不少藏医所用的药物，也被中医用于临床。到了公18世纪，即清代中期，在中医药书籍中就有关于藏药的记载，冬虫夏草就是其中之一。公元1757年，名医吴仪洛在《本草从新•卷一》中，首次记载了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云其“甘平保肺，益肾止血，化痰，已劳嗽。”同时还记载了它的生态环境与产地，并指出“四川嘉定府（即今乐山市）所产者最佳，云南、贵州所产者次之。”之后，著名的本草学家赵学敏，又以“夏草冬虫”之名，将其收人《本草纲目拾遗•卷五》，指出“羌俗将夏草冬虫采为上药，功与人参同”。随后，赵学敏又将1765年至1803年间收集到的有关冬虫夏草的资料，补充于条文之中，为后人研究冬虫夏草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参考文献。从 20世纪30年代起，我国学者邓叔群曾对我国的虫草进行了调査，并发现了虫草新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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